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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懂基辛格《大外交》,曾經他也“輕視”中國

    樓主:軍武大本營 時間:2018-09-21 16:03:18

    軍武定制戰術鉗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孫子兵法?謀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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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一書出版于1994年,1997年海南出版社發行了中文簡體字版,譯者是兩位臺灣學者顧淑馨、林添貴。我拜讀之后,發現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有趣在許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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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書名。其實它的英文原名就是一個單詞“Diplomacy”,即《外交》,那個“大”字是譯者加上去的。也許譯者認為加個“大”字更能凸顯此書的重要性,但是我覺得原來的《外交》才是一個更加令人肅然起敬的名字。這是因為,世界上一些最了不起的書都是直接以某種非常廣泛的領域(“一級學科”)為題的,例如希羅多德的《歷史》、司馬遷的《史記》,相比之下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班超的《漢書》就顯得矮了半截。基辛格以《外交》作為書名,我想他的內心或許就有這種想法,打算以此書贏得生前身后名,使自己躋身于第一流偉大人物的星辰之列。在這個意義上,加個“大”字是種煞風景的做法,好像暴發戶的炫耀一樣,弄巧成拙。這莫非和譯者的臺灣背景有關?

    ▲基辛格《大外交》


    其次是作者。基辛格在美國已經是極其有名,而我懷疑在中國他的名氣更大。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1年他對中國的秘密訪問打開了中美和解與合作的大門。這樣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他的書當然值得一讀。


    再次是書的格式。這是本很獨特的書,可以說它是外交理論著作,因為有大量的對外交中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路線的討論;也可以說它是世界外交史,因為大部分章節的內容是按照時間順序,從17世紀的黎塞留開始,一直敘述到里根和戈爾巴喬夫,最終到1994年的世界;還可以說它是作者的外交回憶錄,因為其中有許多基辛格和各國領導人與談判對手打交道的故事。這本書究竟算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和許多學術著作的標準做法相反,他從來沒有對此書給出明確的定位。還有一點和學術著作的標準做法相反的是,他引用了許多歷史文件和當事人的語言,卻不列出參考文獻。如果是別人這樣做,我會批評他狂妄;但對于基辛格,我就完全可以接受,而且樂于把這種寫作風格稱為“娓娓道來”。



    此書最大的主題,是提醒美國人正視力量均勢的價值和必要性,不要過多地受道德理想主義影響,以至被引入歧途。因此,基辛格對黎塞留、梅特涅、俾斯麥、斯大林等人縱橫捭闔式的外交手段都給予了相當不錯的評價,對歷史上錯誤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冷嘲熱諷。書中有許多雋言妙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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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侖三世可謂一種現代怪象的鼻祖,即某些政治人物拼命想要投大眾之所好,到頭來卻慘遭民意排斥,甚至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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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按:俾斯麥)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然屹立。但他的失策之處在于,他把德國社會建構成務必每一代都要出一位能人,才能繼續他留下的傳統。(第5章《兩大革命家:拿破侖三世與俾斯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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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斯麥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在于避免兩面作戰,毛奇的戰略目標則在限制兩面作戰的規模,施里芬卻堅持毫無保留地在兩面同時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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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同盟總是為加強一國在戰時的力量,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卻成了鞏固同盟是求戰的基本動機。《第7章《步向毀滅的政治機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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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7月28日)沙皇下令對奧局部動員,卻驚訝地發現,……軍方參謀人員惟一擬就的計劃是對德、奧同時全面動員。(第8章《卷入戰爭漩渦:邁向軍事毀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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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與現代以色列相同,以處處作梗來掩飾其脆弱的內在,以強硬不妥協來掩飾心中出現的恐慌。它也與現代以色列一樣,不斷有被孤立的危險。(第9章《外交新面貌:威爾遜與凡爾賽和約》。這段話的驚人之處還在于,基辛格是一個猶太人,卻對以色列這么不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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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1936年希特勒占領萊茵區)國際聯盟的主流思想及集體安全的理論主張:必須反抗的是造成改變的方法。但歷史告訴我們,國家之所以走上戰場是為反抗改變的事實。(第12章《假象破滅:希特勒的崛起與凡爾賽和約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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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共產黨人自詡為對歷史演進有高人一等的見地,他們認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觀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助一臂之力。他們認為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間的差異,近似于科學家與門外漢的對比。(第13章《斯大林待價而沽》。基辛格對共產黨人的這種理解,可以說是十分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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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作為一個政治家上最大的弱點,是易于把對手也看作是跟他所深以為傲的同樣的老謀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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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賭希特勒是個理性的人,但他賭輸了;希特勒賭斯大林很快就會敗北,但也賭輸了。只不過斯大林的錯誤可以彌補,希特勒的卻不行。(第14章《蘇德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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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有美國總統在掌握人民心理上,能像羅斯福這樣敏銳而且透徹。他了解唯有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美國人民才會支持軍事備戰。但要讓美國人走上戰場,他深知必須訴諸大眾的理想主義,就如同威爾遜當年的作法。(第15章《美國重回戰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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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對其成就和未來有極大信心的社會,才會號召起決心和資源去建立世界秩序,與它擊敗的敵人媾和、協助殘破的盟國復建,并追求敵人轉化。大事業往往需要一點天真去推動。(第18章《遏制政策的成功與苦痛》。基辛格此言極是,雖然均勢平衡是他推崇的,但最偉大的成功必須以理想主義為基礎。中國要恢復在世界上的偉大地位,也必須確立自己的理想,并且讓世界人民感到值得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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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高樂


    (1969年3月)尼克松在和戴高樂會談后,邀我對戴高樂陳述的歐洲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組成的觀念加以評論。……我……請教他,法國有何妙計去阻止德國人主宰他剛描繪的歐洲呢?戴高樂顯然認為這個問題不值得多費唇舌詳盡作答,只簡潔地吐出:“透過戰爭啊!”——距他與阿登納簽署兩國永久友好條約才六年!(第24章《西方聯盟的概念:麥克米倫、戴高樂、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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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外交》是一本煌煌大著,長達31章、65萬字。完整地評論此書,需要一篇很長的文章。我在這里打算重點探討的,是其中對中國的看法。中國人很容易把基辛格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然后對他的話過分相信。然而我覺得必須要注意到,基辛格終究是美國的官員,他的立場肯定是站在美國政府一邊的,——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說,還不一定是美國人民。對于中國人而言,要從基辛格那里學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就應該首先把他定位為一個聰明的、可敬的對手。他是聰明的,所以他的說法值得仔細研究。他是對手,所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對方的思想,幫助我方制定戰略。他并不對中國抱有天然的敵意,而是基于力量均衡的原則,在時機合適時會堅定地跟中國交好,所以他是一個可敬的對手。但如果我們以為他對中國好是因為對中國有天然的好感,那可就錯了,——基辛格此書的觀點和內容,正有助于避免這種錯誤。


    《大外交》的第一章里就提到了中國,不過只是對中國歷史的簡單回顧,從秦朝建立大一統到二次大戰后首次在一個多極世界上現身。他這里的看法,基本上和中國人自己的看法差不多。這至少說明,基辛格對中國歷史是有比較不錯的了解的。



    此后的章節一直圍繞著歐洲和美國,到第十九章,中國終于“現身”了。這一章是《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鮮戰爭》。雖然我對每一章都興味盎然,但對這一章當然更感興趣。


    在此章中我發現的第一件有趣的事,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前,美國曾明白表示過韓國不在美國防御范圍之內。這是因為美國只考慮過和蘇聯的全面戰爭,根本沒想到對只限于朝鮮境內的戰爭如何去反應。也正因為如此,基辛格對杜魯門迅速決心參戰大加贊揚,因為“這充分證明共產主義毫無饜足,得寸進尺,必須基于原則大義予以遏止”。


    第二個發現就讓人除了感覺有趣之外,還覺得有點可惡了。“美軍奉調投入韓戰之際,他們亦極力尋覓方法要傳遞信息,讓共產黨方面知道美國決心在整個太平洋地區抵抗共產黨的侵略行徑。他們在宣布派遣軍隊進入韓國之同時,亦下令海軍第七艦隊保護臺灣,不讓中共侵犯。”在中國人看來,美軍保護臺灣是一種強烈的敵對行為,因為臺灣是中國領土,但這一點基辛格似乎忘記了。


    但基辛格確實是個可敬的對手,他對中國決策的過程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理解。“毛澤東有理由認為,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這一句完全符合中國人的觀念。不過下面一句,“美國的軍事戰略加劇了中共對美國意圖的誤解”,就充滿了帝國主義的氣息。什么叫“誤解”?在美國已經干涉中國內戰的情況下,難道中國還能解讀出什么善意?



    作為事后復盤,基辛格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擊潰北朝鮮軍隊的時候,“最上上之策可能是推進到朝鮮半島的窄頸部位,即在中韓邊界之南一百英里之處。……這么做可以獲致政治上大成功,卻又不致挑釁刺激中共。”捫心自問,如果我們處于當年毛澤東的地位,對這種情況要如何反應?好比利益總共有10,我說了你拿的不許越過5,但你偏偏越過一點,達到6,而又不達到10,在明知你的實力比我強得多的情況下,我要不要開戰?真是難以決斷。但也許,難以決斷正是我們遠遠不如毛澤東的表現。


    基辛格對中國最大的敬意表現在這句話里:“中共在中國經歷了日本侵略所帶來的痛苦、破壞與傷亡,以及國共內戰的摧殘之后,要決心與世界第一強大的軍事強權挑戰,實非易事。”不過這其實遠不止是“實非易事”,而是驚人之至,簡直是神來之筆。必須要知道,當時美國作為最強大的國家,即使在朝鮮戰敗,也只不過是丟失面子而已;而中國作為一個連續一百多年積弱挨打的國家,如果戰敗,也許就有亡國之禍。即使現在看起來,中國當時敢于出兵,而且達到了目的,也堪稱奇跡。


    ▲朝鮮戰爭態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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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章最有趣的地方在最后一部分:“最后分析起來,韓戰的全體交戰國家都得到重大教訓。”什么樣的教訓呢?


    “當時的美國政治家眼光遠大,應受到推崇。……美國在承擔起一個世代的世界領袖責任之始,雖然挺費力,卻通過了第一道考驗。……但是,美國也付出了代價,東南亞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領袖發現一種戰術,既可避免大規模的地面戰斗,又有能力消耗一個超級大國的決心。”我想問基辛格的是,這里說的好像朝鮮戰爭完全是一場基于意識形態的戰爭似的,但實際上在朝鮮人看來這場戰爭最大的意義在于國家統一,為什么不提這一點呢?三八線不過是二戰結束時美蘇雙方的軍事分界線而已,有什么合法性能分割一個國家?基辛格自己在前面就提到過,“1949年,杜魯門總統接受聯合參謀首長的建議,把美軍部隊全部撤出韓國,由于美國擔心南韓若是稍具實力,即可能沖動以武力統一全韓”。南北朝鮮的爭執是意識形態上的,但作為一個國家的兩個政府,原則上雙方都具有試圖統一國家的資格,包括使用武力。



    “中共得到的教訓就比較復雜。盡管在物質方面相當劣勢,中共卻能夠透過軍事、外交交互運作,與美國相持不下。但是它也經歷了正面迎戰美國軍力,苦頭不小。冷戰期間,中、美之間再也沒發生軍事沖突。蘇聯對北京的支援不干不脆、算計精明,也種下中、蘇失和的種子。”口口聲聲中共,不知道是不是臺灣譯者修改的。無論如何,這個評價雖然基本沒錯,但有個明顯的缺點,即沒有抓住關鍵,好像中國早已被認為是一個有資格和美蘇討價還價的大國似的。實際情況是,中國已經有一百多年被從牌桌上趕了下來,一直都是在別國的討價還價中大多數時候被犧牲、有時被拉攏的對象。最慘痛的事例之一,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還被雅爾塔密約狠狠地擺了一道,不得不承認外蒙古獨立。而朝鮮戰爭,是中國在一百多年后第一次以棋手而非棋子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臺。各國第一次震驚地發現,中國的實力和獨立意志可以大大改變世界局勢。這種從棋子到棋手的身份變化,是中國最大的收獲。至于說冷戰期間中美再也沒發生軍事沖突,這固然是因為中國認識到美國不好惹,但顯然更多的是因為美國認識到中國不好惹。難道中國還需要跟美國打上一仗,才能發現“美國不好惹”這么明顯的事嗎?


    “韓戰的最大輸家是蘇聯,美國領袖認定他躲在幕后策劃出整套把戲,北韓南侵后兩年內,美國就把西方陣營動員起來。……由于盟國重新武裝,強化團結,權力均勢多少已倒向盟國這邊。”對蘇聯的分析,看起來基本正確。不過令我最哭笑不得的是,我還想繼續看對南北朝鮮得失的分析,卻找不到了。難道“韓戰的全體交戰國家”只是中美蘇三國?朝鮮戰爭最直接的當事雙方居然沒有了?!



    這只能說明,在基辛格眼中,只有大國的政策才是值得關心的,小國壓根沒有分析的價值。他的均衡原則,只會對他認為有實力的國家講。回頭看一下,在此書前面有關凡爾賽和約的章節,沒有提到中國的山東問題;在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地方,也只敘述了日本和國際聯盟的行為,對中國怎么做、怎么想一字未提。嗚呼,弱國的悲哀!


    基辛格的這種帝國主義式的心態,更加明顯地表現在對待越南的態度上。基辛格曾因為簽署結束越南戰爭的協定獲得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同時獲獎的是他的談判對手、越南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黎德壽。在第27章《越南:解脫,尼克松》中,基辛格講了很多他和黎德壽在巴黎談判的“趣事”,對他大加抱怨。“如果我可以挑選,我一定會挑選一位比黎德壽更好相處的談判對手。”為什么呢?


    ▲黎德壽與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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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德壽每次談判都以長篇大論開始,“暢談其哲學觀,并且穿插著越南人為爭取獨立而奮斗的故事。直到談判幾近終止之前,黎德壽的論調一成不變:權力均勢有利于河內,而且還會益發有利于河內;北越是基于政治目標而作戰,因此美方提議停火、交換俘虜乃是荒誕不經之議,無從接受;政治解決要以美國推翻南越政府為起點。(黎德壽一度還好心地建議達成此一目標的方法——刺殺阮文紹。)”我得承認,看到黎德壽建議美方刺殺南越總統時,不禁笑出聲來,這是真正的“與虎謀皮”了!


    這還沒完,“所有這一切都以無瑕疵的禮貌外表呈現出來,一種透著道德高人一等的冷淡姿態,而且以不為愚昧的帝國主義者所撼動的馬克思主義語匯表達出來。……有一次在談判中我要求暫停休息一下,運用了我自以為十分機靈的馬克思主義形式來表達——我說‘客觀需求’使得會談必須暫停。即使這樣故作幽默,也引來黎德壽滔滔不絕講了十分鐘,痛斥像我這樣一位帝國主義者不應擅用馬克思主義術語。”


    我覺得基辛格的修辭才能相當高,傳神地描繪出了一個頑固的談判對手的形象。但是仔細想想,無論黎德壽個人如何,有一個基本事實千萬不能混淆:是美國到越南殺人放火,越南可沒有侵略美國。從這個角度去看,黎德壽的難纏是他的優點,因為這是他最好的為自己國家服務的方式。黎德壽跟基辛格共同獲得了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黎德壽認為美國人違反了停戰協議,因此拒絕領獎。這也可以見出他的高風亮節,跟戈爾巴喬夫的沽名釣譽完全是天上地下。



    在這本書中中國讀者最關心的,自然是基辛格和尼克松跟中國重建關系的內容,出現在第28章《地緣政治和對外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但是由于這段故事已經極其著名,我反而沒有看到太多意料不及的內幕或評論。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尼克松政府注意到蘇聯可能即將侵略中國,是因為蘇聯的錯誤。1969年寶島戰爭后,“根據過去二十年的經驗,華府最初視之為這一定又是中共偏激領導人挑起這些爭端。但是,蘇聯外交手法拙劣,引起美國重新評估。蘇聯外交官把蘇聯版的事件經過,向華府仔細通報,并且追詢:如果沖突升級,美國持何種態度?”美國經過調查,開始懷疑是蘇聯先動手侵略。“蘇聯外交政策弄巧成拙,把克里姆林宮最擔心害怕的事助長起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在重視均勢的思維方式方面,基辛格跟中國領導人堪稱一拍即合。“中國領導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對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們和尼克松一樣,認為傳統的議程是次要的,最要緊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這也就是為什么毛澤東見到尼克松,開口就說:‘臺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這里有一段富有基辛格個人特色的評論,因為難得有人對中蘇的領導人都十分熟悉:“他們的談判作風與蘇聯領導人大異其趣。……蘇聯談判代表的堅持與死硬,強調蘇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見,反映出其紀律嚴酷,也透露出蘇聯政治的內部張力,把政策變成累死人的零售叫賣,葛羅米柯就是這一派人士的典型。中國領導人代表著在感情上遠為安全的社會。他們比較不在意計較小地方,而著重建立信心。”我覺得這個評價很有道理。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也對中蘇的文化與感情給出了同樣的評價,而且指出中國人敢于承認錯誤是因為對中國文明堅定不移的自信,深得我心!



    然而,這一章給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卻不是基辛格對于中國的重視,而是他對于中國的不重視。什么,基辛格不重視中國?是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證據。此書每一章的第一頁都是一幅點題的歷史照片,如第13章《斯大林待價而沽》的照片是1938年1月斯大林與助理們在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上,第27章《越南:解脫,尼克松》的照片是1973年1月基辛格與黎德壽在巴黎。第28章《地緣政治和對外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的照片是什么呢?并不是容易想到的基辛格或尼克松跟毛澤東握手的照片,而是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的合影。基辛格嘲笑了蘇聯的失誤:“在1971年,蘇聯錯失與尼克松舉行高峰會談的機會,如果能舉行此次會議,將可延后尼克松向北京敞開大門,但蘇聯卻對基本上無多大意義的先決條件,討價還價達數月之久,待華盛頓多出中國這一選擇,蘇聯便立刻放棄所有這些堅持。”這段話出現在第14章《蘇德協定》中,而在第28章中基辛格再次用相似的語言敘述了一遍,可以想見他的得意之情。基辛格的得意,正是中國的失意。難怪1975年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批評美國說:“你們是踩著我們的肩膀到莫斯科去的,現在這些肩膀沒有用了。”總而言之,中國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中國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中國是對付蘇聯的一個重要的工具。所謂中美蘇大三角,中國這一角跟兩個超級大國相比份量差得很遠。平衡是美蘇的事,中國只是一個影響平衡的關鍵砝碼。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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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根據基辛格對實力與均衡的理念,他對中國的輕視,或者說“有限的重視”,是完全正常的。如果他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對中國多么熱愛,反而有違他的邏輯了。當時中國跟美蘇的實力差距之大,是令人瞠目的。如果要在那個時候就看出,中國會在1990年代超越俄羅斯,在2010年代接近美國,那實在是太需要想象力了。


    另一個有意思的例子,來自基辛格的老搭檔和上司尼克松。他在1988年的著作《1999:不戰而勝》中,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討論怎么和蘇聯打交道,而對中國只寫了一章《覺醒的巨人--中國》。他對改革開放大加贊揚,對中國的發展持很樂觀的態度。那么有沒有更定量的預測呢?有的,他寫道:“一些專家預言,到下個世紀初,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高于西德。”這話使我想起了UNIX操作系統的發明者在說明書中寫的一句名言:“UNIX安裝的數量已經增至10臺,超過了預期。”當然,我們不應該對政治家的數學能力批評得過多。在政治上,尼克松對鄧小平給出了一個重大的贊揚:“如果中國繼續沿著他的道路前進,我們的子孫將會生活在一個不是兩個而是三個超級大國的世界:美國、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當時看來,這已經是很驚人的預測了。可是到了現在,中國人就會笑,將來仍然是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中國;或者更有雄心壯志的說法會是,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就是中國。


    2003年,在紀念尼克松訪華30周年的一出電視節目中,中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采訪尼克松的女兒,她說:“以后的歷史學家評論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大事時,會說:尼克松去了中國。”這不知是不是她的真實想法,但我想肯定不是基辛格和尼克松當時的想法。



    在第31章《關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中,基辛格挨個討論了1994時的世界各個主要國家。他明確地說道:“在所有的大國或潛在的大國中,中國的聲勢最盛。……她在主要國家中的地位將出現最大的相對上升。”他還十分正確地指出:“地位平等、強烈堅持不聽命于外國,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不只是戰術,更是道德上的必然。”在具體方法上,“中美關系的關鍵——很矛盾的是,人權問題的關鍵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亞洲)的戰略上合作。”這一點我認為也十分正確,中國所希望于美國的也只是默默地在戰略上合作而已。


    基辛格對實力的消長、勢力的均衡具有與時俱進的清醒頭腦。因此,在現在這個中國國力趕超美國的歷史時期,如果美國的領導人多向基辛格學習思維方式,如果中國人多了解基辛格這樣美國的決策者的思維方式,都是十分有價值的。基辛格在此書結尾對美國的勸勉富于哲學性,也正適合現在的中國,尤其令我覺得有趣的是,還很像魯迅的話:


    “西班牙有句諺語:‘旅人啊,前頭沒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原文作者-

    作者袁嵐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科技與戰略風云學會會長,微博@中科大胡不歸 ,知乎@袁嵐峰 。作者于2010年12月寫作原文,2015年3月在微博發布,2016年4月修訂發布于知乎專欄“風云之聲”。


    在九·一八事變86周年深刻反思,國弱無外交,國強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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